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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 思想 文采 道德

2011年09月19日 00:00  点击:[]

资料 思想 文采 道德

——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

戴 逸

当前,历史科学虽有长足的发展,但也碰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。国家由于财政困难,对人文科学研究的投入不足,学校缺少经费。历史学人才培养颇不景气,教学和研究工作待遇菲薄,学生望而却步,故招生的生源不足,毕业生就业的渠道不畅,经商成风,旁骛他业,使人才不能脱颖而出。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非常需要人文科学,需要历史学人才。其实,社会要培养一名合格的历史学家是很不容易的,不仅国家要投入,学校要重视,学生本人更要付出艰辛的努力。所谓“百年树人”,是说要造就人才,必须在很长的时间内形成重视人才、培养人才的良好风气与环境。

前人说过,优秀的历史学家应具备史学、史识、史才、史德。我把前人说的八个字转换成“资料、思想、文采、道德”。含义不完全相同,而大体上还是接近的。“学”是指知识、资料、信息;“识”是指理论、思想;“才”是指文才、才华;“德”是指道德、人格。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。每位历史工作者必须从这四个方面下工夫,努力锻炼,不断提高,才能成为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历史学家。

一、资 料

科学研究必须重视资料,重视知识信息,历史学家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。我们的研究是从事实出发,对事实材料进行归纳、分析、综合,抽引出规律,而不是从概念或定义出发,也不是单凭头脑玄想。没有丰富而确凿的材料,就不能进行科学的概括。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,犹如水对于鱼,空气对于鸟一样。离开了水,鱼就不能游动;离开了空气,鸟就不能飞翔;离开了资料,研究就不能进行。丰硕的科学之果是在坚实的资料的树干上结出来的。

客观世界,浩浩茫茫,无限广阔,反映客观事物的资料也是无限繁多的。古人形容资料、书籍之多,或云“浩如烟海”,或云“汗牛充栋”,或云“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”。其实,二十四史篇幅并不大,共只3236卷,已号称繁富,学者难窥全史。像记载清朝一代历史的《清实录》有4404卷,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有1万卷,《四库全书》有79070卷,二十四史与这些大书相比,真是小巫见大巫。至于历史档案馆中贮存的档案册籍更是多得不可胜数。中国的全部文献遗存究竟有多少?至今还弄不清楚。我们一辈子搞历史研究,犹如在浩淼无际的资料海洋中飘航,穷毕生之力,也仅能窥测到资料海洋的某个角落,范围很小。人的生命有限,而知识无穷、资料无穷。因此,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、研究领域,专政某个学科的某门专业,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题目去读书、研究,去收集并积累资料。人类的全部知识,是由许多学者分工合作进行研究的结果。人类知识日益丰富,专业分工日益细密,越来越难以出现那种精通许多专业的全能式的学者了。

“博”和“专”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一对矛盾。研究者应更多地浏览书籍,尽可能广博些,用各种知识武装自己。学问越广博,眼界越开阔,才能够高屋建瓴地思考问题,博学才能够深思。“博”能够促进“专”,提高人的研究能力。但个人认知的范围是有限的,不可能穷尽全部知识,只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。所谓“专业化”,就是研究领域的窄化,只有窄化了科研领域,才能集中精力,攻克难关,取得成果。在某个窄小的专业范围内,要求研究者的知识和资料越多越好,对资料的占有最好做到“竭泽而渔”。

资料并不是现成地、完整地集中在一个地方,而往往是分散庋藏、凌乱无序。因此,收集、整理、积累资料是很艰苦的工作,要跑到各地方去探访寻找,风尘仆仆,奔波劳碌,日夜阅读,手不停抄。有时候跑了许多天、许多地方,也找不到自己需要的资料;有时候资料找到了,但人家不肯给你看,或者索要很高的价钱,或者给你吃闭门羹。为了找资料,可能会碰到很多困难,切不可灰心丧气,要不嫌麻烦、不辞劳累、不怕挫折,要有一股韧劲,锲而不舍,持之以恒,才能积累越来越丰富的资料,向着科学的高峰攀登。

阅读和抄录资料,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。只能逐字逐句摘录抄写,并无捷径可走。如果不抄资料,单凭记忆,长年累月,所积既多,即使你的记忆力超常出众,也不可能记牢记准。今后,计算机技术也许可以简省抄录工作,但目前的科学技术尚未达到可以全部简省抄写工作的程度,在未来一段时间,抄写工作尚不可省。

古往今来的大学者都在资料方面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顾炎武谈到他著作《日知录》的过程时说:“愚自少读书,有所得,辄记之……积三十余年,乃成一编。”(《日知录》自序)郭沫若自述其研究先秦诸子,如《管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,翻来覆去把书读过好几遍,把材料分门别类摘抄在本子上,有些篇章几乎是整篇抄录的。明史专家吴晗,早年在清华大学任教,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去阅览。他读《朝鲜李朝实录》时,发现其中有许多有关明朝和清朝的史料,这些都是当时朝鲜人来到中国的所见所闻,为中国史书中所不载。他将这些资料抄录下来,长期坚持,不辞劳累,积累了400万字,编成《朝鲜李朝实录中所见中国史料》,共12册。直到吴晗同志逝世后,方才出版。这是今天研究明清史十分重要的书籍。

二、思 想

收集和积累资料十分重要,但这还只是研究工作的开始,而不是终结。研究工作要运用分析推理,从资料中引绎出规律。因此,如何开动脑筋,分析资料,把智慧的光芒投射到看似没有条理的、凌乱的资料上去,进行思考,“由此及彼,由表及里,去粗取精,去伪存真”,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,这就是进行科学的概括、科学的抽象,也是研究过程中决定性的环节。科学研究是精神领域中的创造活动,要去探索未知的领域,揭露事物的本质,如果仅仅停留在资料的收集、抄录、排比上,还不能算是完成了科学研究。可此,对于刚刚在研究道路上起步的人,养成思考习惯、锻炼思考能力是十分重要的。

锻炼思考能力,一是要发现问题,勤于提问,善于提问,勇于提问。提出问题可能是提出科学新说的先声,有了问题,蓄疑于胸,以后就会为寻找答案而力学深思,上下求索,取得研究的成果。威廉·哈维是创立血液循环学说的生理学家。在他之前,人们都认为血液的流动是直线进行的。威廉·哈维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,即通过心脏、直线行进的大量血液,既没有排出体外,也没有被身体吸收掉,那么它最后流到哪里去了?据说,他带着这个问题进行研究,经过观察、分析、实验,发现人体内的血液是循环流动的。

锻炼思考能力,要善于发现矛盾,抓住矛盾,追溯究竟,从而得出有价值的成果。例如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日期,有种种不同的说法:赖文光说:“庚戌秋倡义金田。”庚戌是道光三十年,公历1850年。李秀成说:“道光三十年十月,金田、花州、陆川、博白、白沙,不约同日起义。”而洪仁玕则说:“此时天王在花州胡以晃家驻跸,乃大会各队,齐到花州,迎接圣驾,合到金田,恭祝万寿起义。”所谓“恭祝万寿”,是祝贺洪秀全的生日,他的生日是十二月初十日,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,已是公历1851年1月11日。赖文光、李秀成、洪仁玕都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元勋,所言起义日期,一说道光三十年秋,一说十月,一说十二月,此外还有许多说法,相互矛盾,言人人殊,莫衷一是。从这些矛盾中,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细加考证,认为应从洪仁玕“恭祝万寿起义”之说。于是1851年1月11日为太平天国起义日期,遂成定论。原来赖文光、李秀成所说亦非错误,而是太平军“团营”的日期。“团营”是起义队伍的集合,“团营”并非即是起义,各地“团营”的时间亦不是齐一的,从“团营”到起义还有一个发展过程。这样,金田起义的日期得以认定,而赖文光、李秀成的不同说法,亦得到了合理的解释,矛盾得到了较圆满的解决。

锻炼思考能力,要学会辩证思考,从事物的发展和相互联系中看问题,不要孤立地、静止地看问题。例如你看到光绪元年某地粮价每石若干,仅此一条资料,不与其他资料联系,不会产生什么思想。但如果这类资料积累多了,从光绪元年到三十四年,每年某地粮价的记录收集齐全,那么你就了解了粮价起落变化的发展过程,可以画出粮食价格变动的曲线,这本身就是晚清经济史方面的重要信息。然后进一步探索为什么这一年的粮价上涨了?那一年的粮价下跌了?是自然方面的原因(气候、雨水、灾荒),还是社会方面的原因(战争、社会动荡、囤积居奇)。这样就可能写出一篇晚清粮价变动的有价值的论文。

经常阅读富有思想内容的著作,是帮助提高思考能力的重要途径。像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、《路易·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、恩格斯的《反杜林论》等名著,就是能提高思想水平的书。只要你认真去读它们,就会被一种思想力量所吸引,领会到书中所蕴含的高度智慧和深刻的洞察力。我们学习经典著作,最重要的不是其中的个别结论,而是其思想能力。

思想能力的锻炼是循序渐进的,不能一蹴而就,不能急于求成。从事科研的新手往往面对一大堆收集起来的资料,不知怎样进行分析、综合、反复思考,因而进度不大。甚至像明朝的王阳明那样,要“格物致知”,坐在那里“格”竹子,并无所得,却“格”出一场病来。王阳明是大思想家,尚有这样的经历,可见在科研道路上总会碰到困难或挫折的,重要的是鼓起勇气,树立信心,不要灰心丧气。

思考不得要领,研究深入下去,大体上有三种情况:一是收集的资料还不丰富,事实过程和各方面的联系还不很清楚,客观的矛盾并未充分显露出来。我们的观点是从事实中来的,事实材料不充分,信息量不足,就难以形成自己的观点,这样就要回过头来再去收集资料。二是没有很好开动脑筋。古人云:心之官则思。头脑的功能就是进行思考,反映客观事物,作归纳、演绎、分析、综合,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,得出自己的看法,这就是独立思考,不能剿袭陈言,不能人云亦云。三是资料也充足了,思考也进行了,但分析与综合的能力差,这是可以通过学习、锻炼提高的。学习辩证思维的方法,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,学习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,持之以恒,必有成效。

三、文 采

研究的成果要表达出来,写成文章,这样就要讲究表达方式,力求写得通顺流畅、文采斐然。

写文章表达科研的成果,首先要写得明白易懂,要让大家容易理解你的研究成果,力求把深奥的道理浅显而又准确地讲出来。文章如果艰深晦涩,那么,你的研究成果就难以被人理解和接受。有一位研究先秦史和甲骨文的先生,他写了一篇论文,向郭沫若请教,郭沫若说:我读了几遍,这文章的意思,我没有读懂。如果连郭沫若这样的专家都读不懂这篇有关古代史和甲骨文的文章,那恐怕世界上不会有人能够读懂它。这位先生的研究成果,即使极有价值,也不会有人理解它、接受它。

写文章和平时的说话、聊天不完全一样。尤其是写学术论文,不是率尔操觚,随意为之,而要非常用心,力求合乎文法,合乎逻辑,文从字顺,概念准确,条理清楚,观点鲜明。要勤写多写,孜孜以赴,切不可粗心大意。

写文章是很艰苦的,一篇精彩的文章,读起来优美流畅,如行云流水,但写作时却冥心苦想,惨淡经营,并不是轻轻松松地挥洒立就的。当然,才思敏捷的人也是有的,但要写出好的文章,仅靠先天的聪慧是不行的,必须有后天的勤学苦练。有的人文章写得快,所谓“文不加点”、“一气呵成”、“倚马千言”,是形容文章写得快。有的人早已构想好了,已有腹稿,成竹在胸,故落笔很快。也有的人下笔甚快,写成草稿之后,还要反复修改,后期加工做得非常细致。

我主张初学写作的人,对自己文章的质量要严格要求,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,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,字斟句酌,精心推敲。“推敲”这两个字,包含一个典故,唐代贾岛是著名的“苦吟”诗人,他写诗琢磨修改,极费心力,故多佳作。他曾经写一首诗,描写寺庙前夜晚的景色,其中有两句:“鸟宿池边树,僧推月下门。”写下这两句后,他想:是用“僧推月下门”好?还是用“僧敲月下门”好?反复考虑,于是“推”啊,“敲”啊,琢磨得出了神,别的事都不注意了,走在路上,竟冲撞了官府的仪仗。这个“推敲”的故事,说明写文章时注意力的集中。在我们一般人来说:“推”字也好,“敲”字也好,差别不大,都可以用,不值得多加考虑。而贾岛竟为这一字之差,踟蹰徘徊,走路也出了神。在似乎很细微的差别上,也要下大功夫,这就是大诗人和一般人的不同所在。杜甫有两句诗:“繁枝容易纷纷落,嫩叶商量细细开”。拿来形容写文章是非常贴切的。“繁枝容易纷纷落”,是指噜苏冗繁的空话赘语要大刀阔斧、毫不顾惜地砍掉;“嫩叶商量细细开”,是指对新颖的思想、微小的细节要花大功夫,仔细琢磨,精心考虑。这样才能够写出好文章。

写文章力求精练,提倡写短文章。中国有写短文的传统。远古时代还没有纸张,文字刻在甲骨上,或铸在青铜器上,或写在竹简上,不允许写许多废话、空话,要求开门见山,直书其事,文章简练扼要。老子的一部《道德经》,内容丰富深奥,只有5000字。孔子的《论语》,都是很短的语录,只有几个字或几十个字。从前向皇帝上万言书,议论很多重要事情,那是了不起的长文章、大文章,也不过一万个字。像今天动辄数万言,有时离题千里、不着边际,令人难以卒读。

应该用简短的篇幅来表达丰富的内容,切忌用庞大的篇幅表达贫乏的内容。因此写文章就要字斟句酌,惜墨如金,写的内容充实而文字精练,把那种无用的空话、套话、废话统统删掉。历史学家范文澜有两句名言:“板凳要坐十年冷,文章不写一句空。”上联是说,做学问要甘于清苦,甘于寂寞,甘于长期坐冷板凳;下联是说,写文章要有内容,不要空话连篇。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我们治学的座右铭。

四、道 德

做人有做人的道德,其中即包括了做学问的道德,做学问要遵循学术行为的规范。人品和学问是联系在一起的,是衡量和评价学者的两把尺子,伟大的学者,其道德、文章均为世人所景仰。

治学应有严肃认真的态度,应把学术当做神圣的事业、崇高的责任,全身心地投入,孜孜矻矻、锲而不舍,不热中名利,不畏惧困难,不追求功利,一心一意探索历史真理。从收集材料、思考问题、讨论交流到撰写文章都要认真对待,一丝不苟,不是马马虎虎、敷衍塞责,不是追逐时髦、趋时媚俗。引用一条史料,拈出一个证据,都要查清来历,注明出处,不是信手转引,人云亦云,否则别人错了,你也跟着错下去,闹出笑话来。下一个判断,必须谨慎,证据确凿,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证据不足,宁可存疑。历史学家重视的是客观事实,排除一切单凭主观的臆测和猜想,不可以为取得轰动效应而故作惊人之笔,不可以做毫无根据的翻案文章。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,应标明来历,尊重他人的劳动。至于有意的抄袭、剽窃或掠夺他人的成果,更是科研工作者所不容许的,是学术道德的沦丧。

治学应有谦虚宽容的精神,古人说:“满招损,谦受益。”学术上小有成绩,就沾沾自喜、洋洋得意,这会妨碍自己的继续进步。真正有学问的人,总是虚怀若谷,胸襟旷达。胸怀像山谷那样空阔广博,才能容纳得下许多东西,骄傲自满就装不进去新的知识。骄傲是无知和愚昧的表现,因为骄傲自满的人实际上并不了解自己,也并不了解客观世界,他对主观与客观都作了错误的估计。中国古话说:“夜郎自大。”夜郎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小国,但夜郎王只看到周围的邦国都比自己小,误以为自己最大,最了不起。他不知道,在不远的距离之外,就存在一个比夜郎大许多倍的汉朝。因此,夜郎王是无知的、愚昧的。中国还有一句古话:“井蛙窥天”。坐在井底的青蛙所看到的天空只有井圈那样大,实际上天是宽广无垠的。因此,井蛙也是无知的、愚昧的。虚心使人进步,骄傲引向失败。三国时的马谡熟读兵书,颇有名气,自以为将才出众。他太骄傲自满,不服从诸葛亮的指示,听不进王平的忠告,把军队驻扎在远离水源的山冈上,被司马懿包围,打了败仗,丢失街亭,闹得身败名裂。做学问的人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吸收教训,培养起谦虚谨慎、从善如流的品德。

学问是无止境的。我们取得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只是绝对真理长河中的一滴水珠,对自己的学问和成果,一定要清醒地、实事求是地评价。在今天,知识量急剧膨胀,科学的进步一日千里,已有的许多知识迅速地被超越。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,一定要充分尊重,认真听取,坚持“百家争鸣”的方针,才能使学术健康发展,不断进步。不要因为有人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提出不同见解而一触即跳,大发雷霆,即使有些意见,听起来不甚有理,论证尚不充分,也应抱宽容的态度,允许它存在和发展。对旧权威的挑战和突破是科学发展的规律,一种新的理论和学说,当它初出现时,可能并不完善,随着时间的推移,会发展得更加成熟,最后闪耀出真理的光辉。骄傲、偏见、狭隘、保守是科学发展的大敌。

治学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。研究学问是探索未知领域,追求客观真理。而真理并不是一下子都能被大家所认同、所接受,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。明白地宣告未被大众所认同的真理会遭到许多人的误解,被斥责、唾骂,甚至遭到迫害。科学家要敢于坚持真理,甚至为真理而献身。世界科学史上布鲁诺为宣传和捍卫哥白尼的天文学说,被教会处以死刑,这是众所共知的著名事件。

撰写历史,涉及当时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,常常会触犯某些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,更会引起强烈的反对,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。敢不敢面对事实,秉笔直书,这是对历史学家的严峻考验。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中有“在齐太史简,在晋董狐笔”两句,这里说了古代两位历史学家刚正不屈、敢于揭露历史真实的故事。春秋时,齐国的大夫崔杼很有权势,杀掉了国君齐庄公,齐国的太史据事直书,在简册上写了“崔杼弑其君”,崔杼看了大怒,把太史杀了,太史的弟弟仍然这样写,崔杼又把他杀了,又一个弟弟还是这样写,崔杼也把他杀了。太史最后一个弟弟仍然这样写,崔杼感到不好对付,没有杀他,把他释放了。当这位太史的弟弟离开崔杼家时,在大门口看见南史氏拿着简册在那里等侯,南史氏说:他听说太史一家因如实记录历史真相而全被杀害,他怕这件事没有人记载下来,特意赶来记录这段历史。既然没事了,历史真相已经被记下来,他也就回家去了。这个故事说明中国古代历史学家为如实记录历史而前仆后继、不惧杀身之祸的崇高品德,淫威与残杀是不能够阻止历史学家说真话的。还有晋国的太史董狐,当时晋灵公与大夫赵盾的矛盾很尖锐,赵盾逃出了国都,但走得不远,没有离开晋国的国境。他的弟弟赵穿发动政变,杀死晋灵公,赵盾就回来了,还当大夫。董狐在史册上记下“赵盾弑其君”,赵盾不服气,辩解说:“晋灵公不是我杀的。”董狐说:“子为正卿,亡不越境,反不讨贼,非子而谁?”意思是说:你负责国政,逃亡没有离开国境,回来后又不对赵穿治罪。你是政变的后台,杀君的策划者。古代的历史学家非常尊重历史事实,非常注意褒贬是非。孔子说:“董狐,古之良史也,书法不隐。”尊重事实,秉笔直书,正是我国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。历史学家应该抛开利害得失,排除一切干扰,坚持真理,坚持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。

以上谈了资料、思想、文采、道德,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,从这些方面进行锻炼,加强修养,就能够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。

作者简介:

戴逸,男,1926年生,江苏常熟人。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。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,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曾担任第四届和第五届中国史学会会长、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历史组召集人,现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、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、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。

撰写或主编书籍30余种,主要有:《中国近代史稿》、《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》、《简明清史》、《清代人物传稿》(下)、《中国历史大辞典·清史》(上)、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中国历史卷·清史》、《乾隆帝及其时代》、《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》、《清通鉴》、《履霜集》、《繁露集》、《语冰集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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