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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左传》的史学成就和民本思想

2011年09月19日 00:00  点击:[]

《左传》的史学成就和民本思想

陈其泰

《春秋经》和三传历来在经学史上是重要角色,同时,它们在先秦史学中又是居于中坚地位的、富有活力的家族。《春秋经》是后人所能见到的、我国最早一部融“史事、史文、史义”三者于一体的编年体史书,标志着由只有官书记载进入私人著述的新阶段;同时,孔子又以所修史书传授后学,为开创古代重视历史知识的传统作出了贡献。由于孔子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《春秋经》的重要性,吸引着儒家学派的学者从多方面研究它,也吸引着其它学派的学者,如庄子、韩非等对它评论或称引。在儒家学派内部,既有着重从记载史事上加以补充、发展的一派,其成果是《左传》,把编年体史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;又有着重从解释《春秋经》的文辞和“史义”上加以发挥的一派,其成果是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。这三部史书又各有发展了的历史思想,它们的成就长期为人称道,《公羊传》的历史哲学甚至对中国近代社会还产生了重要影响。这样,春秋经传便构成为先秦史苑中独特的史学家族,既互相联系又呈现多样性,从而大大丰富了先秦史学的内容。

《左传》是《春秋左氏传》的省称,记事自隐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,较《春秋经》多十三年,共四十卷,十九万余字。《左传》在西汉时称为《左氏春秋》。它的内容是着重以史实解释《春秋经》的,这跟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着重以“微言大义”解释《春秋经》不同。譬如:鲁隐公元年《春秋经》:“夏五月,郑伯克段于鄢”,仅有简略的事目。《左传》隐公元年则原原本本记载了事件的起因(郑庄公与弟共叔段不和)、经过(段将袭郑、庄公伐之)、结果(段出奔共)及余波(庄公母子重归于好)。只有读了《左传》,才能明白《春秋经》所记的意思。所以桓谭《新论》说:“左氏传之与经,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,经而无传,使圣人闭目思之,十年不能知也。”《左传》有无经之传及经传相异的记载,则表明作者求实阙疑的谨慎态度。所以西汉时称之为《左氏春秋》,可以认为是表明了当时人们对《左传》解释《春秋经》这一关系的看法。

一、《左传》作者和成书时代

《左传》相传是左丘明作。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云:“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,各安其意,失其意,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,成《左氏春秋》。”但各籍上对左丘明生平的记载却极阙略。《论语》云:“巧言、令色、足恭,左丘明耻之,丘亦耻之;匿怨而友其人,左丘明耻之,丘亦耻之。”根据孔子这种敬重的语气,表明左丘明年辈应与孔子同时。然而对照《左传》内容,却有难以解释之处。《左传》记事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,还附加一段,说明智伯被灭,且按谥号称赵无恤为襄子。智伯被灭在公元前453年,距孔子卒年(前479年)已有二十六年。赵襄子之死在前475年,距孔子卒已有五十四年。这些史事,不可能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记载,又《左传》书中好载预言,有验的也有不验的,凡验中的预言,可说是都是事后比附之词。如三家分晋、田氏代齐的预言,书中屡见,《左传》作者应是看到这些史实的。凡预言不应验的,则是作者所不及闻见的。文公六年传:“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。”说明作者未及见到公元前360年秦兵东围韩城。又,《左传》作者对于魏国抱很大期望,他在晋赐毕万时说:“毕万之后必大。万,盈数也,魏,大名也。以是始赏,天启之矣!”说明作者只见到公元前351年赵,魏盟于漳水之上以前魏国的强盛,却没有看到此后魏国的削弱。

因此,比较合理的解释是:第一,《左传》一书作者非出一人之手。前代学者对此多有论及。顾炎武说:“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,录之者非一世。”最初传授者应为左丘明,尽管成书自后人之手,但因古代学术最重传授系统,最初的传授者便是此书作者。这犹如《公羊传》写定于汉初而仍称为公羊高所作。《左传》从传授到写定,经过反复锤炼,均应出于当时熟悉各国史事的第一流学者之手。第二,《左传》成书时代可初步判定成于战国前期,大约应在公元前350年前后,但这并不排除后人之有所增益。

《左传》在战国后期即已流传。《战国策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韩非子》都征引《左传》。至公元279年(晋武帝咸宁五年)发现的汲家竹简古书中,有《师春》一卷。据《新唐书·刘贶传》、陆淳《春秋啖赵集传纂例》均云,《师春》全录《左氏传》卜筮事。汲冢书出自魏襄王墓。则《师春》抄录《左传》卜筮事至迟在魏昭王元年(公夫子前295年)以前。这是《左传》在当时已经流传的有力证据。《左传》在汉初有清楚的传授,《汉书·儒林传》载:“汉兴,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、京兆尹张敞、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《春秋左氏传》,谊为《左氏传》训诂,授赵人贯公,为河间献王博士,子长卿为荡阴令,授清河张禹长子(长子禹字),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,数为望之言《左氏》,望之善之,上书数以称说。”由于《左传》在汉初已得流布,至司马迁着《史记》,则大量采用《左传》的记载的记载。

《左传》通行的注本是:晋杜预的注,称《春秋经传集解》;唐孔颖达的疏,称《春秋左传正义》。清代学者治《左传》著名者,有马骕《左传事纬》、顾栋高《春秋大事表》、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、刘文淇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(未完成,止于襄公五年)等,亦可参考。

二、赞成社会变动 阐扬“民本”思想

《左传》不论在历史观点。史事记载,编撰形式等方面,都已达到相当高度的成就。

在历史观上,《左传》对春秋时代的历史大变动明显地持肯定态度,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同情,并且借所记人物之口,对于这种历史变动作出了具有理论意义的概括,突出地阐扬了民本思想。

《左传》所记载的春秋时代是历史大变动时期。先是周天子失去其天下共主的地位,大国争霸,以后是“公室卑下”,“政在大夫”。社会大变动的实质,是奴隶制统治秩序的动摇,旧的宗法等级关系破坏,而新兴的社会力量崛起。在历史观上,面对春秋时期的历史大变动,《左传》作者并没有感叹旧制度的崩坏,正相反,作者明显地赞成社会大变动,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予以同情。首先,《左传》对大国争霸局面持赞许态度。书中具体记载了齐桓公联合华夏各国击退戎狄进攻、救邢存卫的功业,赞赏说:“邢迁如归,卫国亡忘。”借小国人民摆脱戎狄劫掠,重获安定生活的真切感受,表彰齐桓公争霸为华夏族带来的好处。书中又载了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(公元前651年)的经过,评论说:“会于葵丘,寻盟且修好,礼也。”对晋文公的争霸,书中更着力从重耳本人备尝“艰难险阻”的经历,大臣赵襄、狐偃的政治才干、君臣策略措施的成效等方面,表现其称霸的必然性。作者并加以评论:“晋侯始入而教其民,二年,欲用之。子犯曰:‘民未知义,未安其居。’于是乎出定襄王,入务利民,民获生矣。将用之,子犯曰:‘民未知信,未宣其用。’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。民易资者,不求丰焉,明征其辞。公曰:‘可矣乎?’子犯曰:‘民未知礼,未生其共。’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,作执秩以正其官。民听不惑,而后用之。出谷戍,释宋围,一战而霸,文之教也。”说明晋文公为建立霸业,作了教民利民(发展生产)等项准备,深得民众的支持。《左传》通过这些记载和评论,具体地证明大国争霸符合于当时历史的需要。

《左传》作者赞成社会大变动,更表现在对春秋后期“政权下移”的史实叙述上。《左传》昭公三年记载了齐国晏婴和晋国叔向评论两国政局的谈话。晏婴说:“此季世也,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。公弃其民,而归于陈氏。齐旧四量,豆、区、釜、钟。四升为豆,各自其四,以登于釜。釜十则钟。陈氏三量皆登一焉,钟乃大矣。以家量贷,而以公量收之,山木如市,弗加于山;鱼、盐、蜃、蛤,弗加于海。民参其力,二人于公,而衣食其一,公聚朽蠹,而三老冻馁,国之诸市,屦贱蛹贵。民人痛疾,而或燠休之。其爱之如父母,而归之如流水。”叔向说:“虽吾公室,今亦季世也。戎马不驾,卿无军行,公乘无人,卒列无长。庶民罢敝,而宫室滋侈。道殣相望,而女富溢尤。民闻公命,如逃寇雠。”这样记载显然表达了对新兴政治力量齐国陈氏的拥护,和对于残酷剥削民众的晋齐两国公室的谴责。《左传》还详细记载了鲁三桓势力的崛起,“失民”的鲁君终于被季氏驱逐出境,虽有齐、宋、卫、晋等国于预也不能回国,最后老死他乡。若以维护旧统治秩序为标志,季氏的做法是何等大逆不道。可是,《左传》却借史墨回答赵简子的话,肯定了季氏的做法得到民众的支持:

天生季氏,以贰诸侯,为日久矣。民之服焉。不亦宜乎!鲁君世从其失,季氏世修其勤,民忘君矣。虽死于外,其谁矜之?社稷无常奉,君臣无常位,自古以然。故诗曰:“高岸为谷,深谷为陵。”三后之姓,于今为庶。

史墨的话,表明鲁君的垮台、季氏的兴起都是必然的。而且用“社稷无常奉,君臣无常位”这样富有辩证色彩的话,概括了春秋时代社会变动的规律。《左传》作者选择、整理了这些材料,也就显示出其思想倾向性。这些都突出地表明作者的进步观点和历史观察力。

《左传》记了多次战役,作者能将军事与政治结合起来,常常从政治的得失揭示出造成战场上成败的更为深刻的原因。如记鲁齐长勺之战(庄公十年)、晋楚城濮之战(僖公二十七、二十八年)、晋楚邲之战(宣公十二年),都能从“信”、“忠”、“教其民”、“德立刑行”这些条件,说明战场上取胜的政治原因。把军事与政治联系起来,这同样体现出《左传》作者具有相当深刻的历史观察力。

在内容上,《左传》记载史事丰富详实,展现了复杂的社会矛盾,记录了出色的社会思想。

《左传》记载史事涉及了广大地区,它对北、南两大国晋、楚及鲁国记载甚详,对齐、郑、曹、卫、秦和后起的吴、越也都有大体均衡的记载。这点很值得注意,说明春秋各主要国家对史料均有相当的保存,《左传》作者则有开阔的眼光,对史料有充分的掌握。

《左传》叙述的是真实的历史过程,书中所反映的社会矛盾表现出不断展开的形式。它记载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,包括公室与世卿的斗争、卿大夫之间的斗争、各国之间的斗争。又记载了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。这里有对阶级矛盾的概括而具体的描述,例如上述叔向等人的议论,以及晏婴对齐国统治阶级骄奢淫逸、横征暴敛的论述:“县鄙之人,人从其政,盒介之关,暴征其私;承嗣大夫,强易其贿。布常无艺,征敛无度;宫室日更,淫乐不违。内宠之妾,肆夺于市;外宠之臣,僭令于鄙。私欲养求,不给则应。民人苦病,夫妇皆诅。”书中也记载了人民大众在沉重压迫下爆发的反抗。这类反抗事件,有如:僖公十六年,城¥役人反抗;僖公十九年,梁伯沟其宫而民溃;僖公二十八年,卫国人“出其君”(卫成公);襄公二十三年,陈国筑城人起义;昭公十二年,周原伯绞虐,舆人逐之;昭公二十年,郑国多盗;昭公二十二年,周“百工之丧职秩者”随王子朝“作乱”,同年,“百工反”;哀公十七年,卫国匠人随石圃攻卫庄公,等等。

正是由于一方面旧的统治秩序日趋崩溃,另一方面下层人民的力量在政权变动、战争和多次反抗中日益显示出来,因此,春秋时期在社会观念上出现了“君”“民”关系的新变化。《左传》对此的突出反映,就是大量记述了各政治家、思想家“重民”、“民本”倾向的言论。他们从多面论述“有民”或“失民”是“取国”、“保国”的条件之一。书中所载季梁、叔向、史墨、逢滑、沈尹戌等人物,都深深懂得“民”关系着社稷的兴亡祸福。季梁认为“民绥而君逞欲”是危险的。叔向说“有民”是“取国”的条件之一。沈尹戌说:“民弃其上,不亡何待?”逢滑警告说:“国之兴也,视民如伤,是其福也;其亡也,以民为土芥,是其祸也。”这些思想家进而认为,“君”的作用应是“抚民”而不应“陵民”,并依照国君对民的态度,将国君分为“养民”的“良君”和“困民之君”两类。襄公十四年传,记载了师旷对晋悼公谈论卫献公被国人驱逐一事,严责坏君,大胆地提出对“困民”的君主“弗去何为”的主张。“晋侯曰:‘卫人出其君,不亦甚乎?’对曰:‘或者其君实甚。良君将赏善而刑淫,养民如子,盖之如天,容之如地,民奉其君,爱之如父母,仰之如日月,敬之如神明,畏之如雷霆,其可出乎?夫君,神之主而民之望也。若困民之主,匮神乏祀,百姓绝望,社稷无主,将安用之?弗去何为?’”齐国晏婴也说:“君民者,岂以陵民?社稷是主。臣君者,岂为其口实,社稷是养。故君为社稷死,则死之;为社稷亡,则亡之。若为已死,而为已亡,非其亲¥,谁敢任之?”认为君既然违背了“养民”的责任,老百姓自然就要将他抛弃。

《左传》记载的这些“重民”、“民本”思想的丰富资料,是历史前进的产物,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。“重民”和“民本”思想,可以说是古代的民主思想,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力量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,所以是先秦思想史上的新突破。战国时期孟子所阐述的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”的思想,与《左传》所载思想家的言论有一脉相承的联系。

三、对于确立编年史体裁的重大贡献

在历史编撰上,《左传》已经达到相当熟练地运用编年体裁,因而对确立这一体裁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。

从历史编撰说,《春秋经》只具备了编年体史书的雏形。《左传》则记载翔实,血肉饱满,而且叙述有系统、有剪裁,在编撰技术上大大前进了。《左传》对于主要事件,必定叙述其前因后果,使人获得清晰的了解。在记述事件的同时,书中又重视记述人物的言论行动,因而能够反映出社会的各种情状。所以刘知几评论说:“言事相兼,烦省合理。”

《左传》还为编年体史书如何做到联贯完整地记载史事创造了宝贵的新经验。编年体具有的优点是:按年记载,事件发生先后清楚,只能看出同一年代发生的不同事件的相互影响。但又有其缺点:如果事件所经历的年代长,则前后要分散到许多篇中记载,势必彼此间隔,首尾难以稽查,史事发展的线索不易显现。因此,熟练地运用编年体裁,就包括在必要时打破按年叙述的限制,以突出事件的主线。《左传》正是这样做了。例如,桓公十年记载郑、卫、齐三国对鲁作战,为时其起因,追叙了四年前郑公子忽救齐有功,怨恨鲁人亏待他,这样事情的前因后果才得显豁。这类“追叙法”在书中运用甚多。最成功的例子,则是僖公二十四年,在记述秦伯帮助晋公子重耳回到晋国之前,追叙了重耳出亡十九年的经过。重耳因晋骊姬之难,于鲁僖公五年由晋出奔狄,又历卫、齐、曹、宋、郑、楚,最后到达秦国。若将这些事情分散到十九年中叙述,就会前后悬隔,零乱而无系统,使人不得要领。《左传》作者于是突破了按年记载的格式,集中放到这里叙述,这样,就成功地刻划了重耳从一个不谙世事、耽无逸乐的贵公子,由于经历了种种磨难,成长为一个有见识、有智能的政治家,身边还有一批有作为的大臣辅佐。通过这段追叙,交代了晋文公争霸成功的政治条件,显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作者精心安排的这段文字,甚至使《左传》全书前半部生色不少——因为晋文公争霸是春秋前期的中心历史事件。《左传》这种编撰方法,实际上是在编年体中有机地糅合了纪事本末体的因素。这一创造对后人是一个很大的启发,影响深远。

《左传》既是史学名著,又是文学名著,它开创了中国史学上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好传统。《左传》长于记述战争,它着意写春秋时期争霸和关系大国地位变化的重要战役。如城濮之战、邲之战,鄢陵之战等,都写得有声有色。作者注意到战争的条件,双方指挥的得失,士气的作用,战争场面的变化,叙述曲折细致、生动逼真。这同作者有高度的军事修养和叙事才能是分不开的。象鄫之战一段(成公二年),写齐军骄傲轻敌致败,晋军以顽强和团结取胜,写得扣人心弦。暱克血流到脚跟还不肯停止鼓声,显得那幺坚强。但他身受重伤,难以支持。当此千均一发之际,张侯、郑丘缓以誓死战斗相鼓励,特别是张侯勇敢顽强,并辔助鼓,晋军终于冲入敌阵,打败齐军。像这样动人的叙述书中还有很多。

《左传》善于写辞令,写行人在彼强我弱情形下,如何以真情至理,委婉地折服对方。如吕相绝秦(成公十三年)、子产献捷(襄公二十五年)、子产坏晋馆垣(襄公三十一年)等,都是历传诵的名篇。“吕相绝秦”一篇话,是他奉晋君之命,对秦晋关系表示了决绝的态度。他历述秦对晋的恩德,接着说晋已一秦报恩,对秦有大的帮助,最后就缕述秦片面破坏盟好及屡次危害晋国的活动,而晋国另亟力克制,希望保持和好而不可得。这是一篇谴责敌国的话,但肯定了对方的旧恩,列举了对方背信弃义的事实,雍容大雅,没有一点咒骂,没有一点火气,措词委婉有致,又有很强的说服力。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种重视语言的古老传统,《左传》辞令之善即是一传统的反映。

《左传》还善于用极简洁的文字,形象而生动的说明历史事件或场面。诸如“刑迁如归,卫国忘亡”,“师人多寒,王巡三军,拊而勉之,三军之士,皆如挟纩”,“中军下军争舟,舟中之指可掬”,无不精炼生动,而又意味深长。刘知几极赞这种修辞方法,称之为“用晦”:“言近而旨远,词浅而义深,虽发语已殚,而含意未尽。”因而也成为后代史家学习的范例。

作者简介:

陈其泰,1939年10月生,广东丰顺人。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。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先后承担国家及教委社科项目《范文澜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》、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》。著有《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》、《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》、《再建丰碑——班固和< 汉书>》、《梁启超评传》、《清代公羊学》。发表有论文、文章百余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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